若羌在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主要是佛教和伊斯兰教。新中国建立后，若羌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一、佛教
　　伊斯兰教传入若羌之前，这里的居民皈依佛门。佛教何时传入若羌史书无明确记载，但在晋代，若羌的佛教已很兴盛。晋安帝隆安三年(339)，法显高僧赴天竺研究佛教戒律归来后所著的《佛国记》中载有：“高僧法炅由敦煌西行十七日，计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粗细。”小乘系佛教的一种。当时鄯善国共有八千余家，而信小乘佛的僧侣竟有四千余人，其国王也奉法，足见当时佛教之兴盛。
　　据史书记载，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末、东汉初。若羌地处丝路要道，“鄯善乃西域之门户，西出东进之孔道”，佛教之传入又主要是通过南路，即疏勒、莎车、于阗，再到若羌、敦煌。由此推知，佛教可能 在公元前1世纪已传入若羌县。至公元前4世纪，法显“西天取经”时，佛教在若羌已相当兴盛了。《魏书·释老志》载有“凉州自张轨扣，世信佛法，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佛法。”而若羌在敦煌之西五百里，佛教传入应该更早一些。
　　佛教在若羌地区鼎盛时期，是在公元3至4世纪，当时佛教教徒们曾在若羌、伊循（今米兰河下游）、楼兰等地兴建了许多庙宇和佛塔，今楼兰遗址城东佛塔残高仍达10.4米，米兰有残破的八座佛塔、三座佛寺遗址。佛塔一般高约3~6米，基底宽约4~10米，有夯土筑的，也有土坯的，也有土坯砌筑的。佛寺四周为回廊，中有矮佛塔，回廊外壁有壁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国人斯坦因从米兰揭走了著名的“有翼飞天像”，并从“磨朗寺”中盗走一尊高为0.9米的大佛头。
　　13世纪初，其后一段时间内，佛教与伊斯兰教在若羌共存，至14世纪，由于伊斯兰教日渐兴盛，佛教在若羌香火渐泯。
　　19世纪末，左宗棠督师清军西进，收复新疆之后，在批汉人西出阳关。当时来若羌的汉族人，曾在县城内筑有庆祝宫、社稷坛、定湘王庙和城隍庙各一座（佛教庙宇）。至20世纪初，由于哥老会戕官案发，汉族有40余人被捕，诸庙均遭废弃。
　　二、伊斯兰教
　　一、传入
　　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新疆。尔后，又沿塔里木南缘逐渐东传。至公元13世纪初，伊斯兰教由莎车、于阗传至若羌。
　　若羌县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维吾尔、回、东乡等，教徒主要是格底木派。
　　二、宗教活动
　　民国初期，若羌的伊斯兰教活动十分普遍，县城还建有经文学校。宗教活动渗透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穆斯林信阿訇“犹甚于官”，凡遇纠纷，只要阿訇出面，“抱经盟誓，即可了结。”
新中国建立后，若羌的伊斯兰教宗教活动不再干预政治、经济、文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宗教部门被取消，正常的宗教活动被取缔，大批宗教人士受到迫害，一些经文书籍被焚毁，全县48个宗教活动场所几乎全被当作“四旧”而被占用或拆除。
　　1970年，县统战部恢复后，立即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对错批的宗教人士讲清了原委，当面销毁了在运动中产生的材料，全县宗教活动逐步恢复正常。
　　穆斯林每周要举行一次聚礼——“主麻拜”。解放初期，每逢主庥日时，若羌县穆斯林做礼拜的有500多人，以艾则孜阿訇为首领。1985年有1000余人，分别在各清真寺举行。
　　每年在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举行“会礼”。民国期间，会礼时到县大礼拜寺礼拜的有670人。80年代，每逢会礼，到县巴什买来巷大礼拜做礼拜的人数多达2000余人，由艾合买提·海力白提大阿訇主持。
每年伊斯兰教历的九月，成年穆斯林要封斋，现若羌县坚持封斋者多为老年穆斯林，中青年多象征性地在节前封斋三天。
　　伊斯兰教规定，凡穆斯林都要“纳天课”，把自己的财产按四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的不同比例交给清真寺和孤寡老人，由木特瓦力（伊斯兰教中威望的人）掌管。此项规定，新中国建立前在若羌较为盛行，许多阿訇依靠“天课”为生。新中国建立后，若羌县仍有“纳天课”的，但多系穆斯林自愿为之，阿訇均不靠天课生活。